倘若所谓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第三人效力就成了伪命题——因为这是立宪主义的当然结论。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或以其他形式对外提供。由上可知，基因提取的是民法中的物，是受法律特殊保护的。

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对良法的需求尤为强烈。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没有惩罚这些行为的法律规定，也没有参加任何国际条约，所以盗取基因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但遗憾的是，CBD公约没有包括对人类遗传资源的保护。《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6条对遗传资源及其完成的发明创造的界定较为详细[17]。如果种群里的所有人一致同意，并得到自己应有的补偿，则与获取遗传资源的单位就比较好合作，大家严格按照协议执行就行了。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很多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至今还有些民族封闭自己，保持着不和外族人通婚的习惯，保留了很纯净的遗传基因，并且显示了很显著的地域性特点。{4}何蓉：《人类基因及遗传资源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发明与专利》，2017年第6期。此般影响集中表现为将监察权形塑为一种此前宪法规定之外的权力类型，继而使得监察委员会成为一个新的权力单元和系统。

本文以为，鉴于现有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实践，监察权的实际位阶已然高于审判权和检察权，故而为避免监察权的滥用进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无疑更应强调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在我们国家，该原则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及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这将造成监察机关在财政体制上依附于行政机关，进而不利于监察机关独立开展反腐败的监督、调查和处置工作，尤其是在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的时候。监察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该权力就是监察权。

因此，如何认识此一新设立的国家机关和新出现的国家权力，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过，执法监察与政府法制部门及督查监查部门的相关职责存在交叉，效能监察则又与政府绩效考核、行风评议部门的职责有重合。

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在上级检察机关与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之间，如果没有保证统一和高效运作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二是由于执政党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比如腐败案件的查办要以上级纪委的领导为主。此般国家机关间宪法关系的设计，一是基于专业化分工的考量，从而配置给不同国家机关以相应的职权。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机关 国家机构 宪法定位 。当然，行政机关虽可通过编制预算草案等方式，对监察机关施以必要的制衡，但此类方式的运用不得妨碍监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同时，由于相关规定并未使用行政机关或行政执法部门的表述，是故并不限于行政机关中的执法部门，亦即此处执法部门的范围要广于行政执法部门。依此逻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所进行的机构与职能整合，以及由此而生的监察机关与监察权，同样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和展开的。

此外，此种纵向关系的调整原则亦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比如我国七五宪法确立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制定过程中，以了保证检察机关对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监督，便把检察机关上下级关系由原来的监督关系改为了领导关系。其三，监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

具体来说，鉴于我国人大代表构成等因素，该问题的可能解答如下： 其一，考虑到我国兼职代表制的现实，不加区分地认为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皆可免于监察，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也将有碍于反腐败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说明的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实质化并非一个新问题，在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同样需要实现审查起诉的实质化。

来源：《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此外，对上述问题《监察法》同样是有所注重的，如该法第33条规定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应与刑事审判中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一致，并重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运用。不过，实践中所呈现的却是对互相配合的过分偏重，以致于互相制约被不合理漠视。因此，监察机关在监督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时，也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中有关人大代表特殊保障的规定。当然，与上述审查起诉的实质化问题一样，审判中心主义在监察案件中的重申亦并非新问题。以及各级人大常委会可运用《监督法》规定的监督方式对监察机关实施监督。

本文以为，无论是基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还是为了防止监察权的滥用，都有必要明确《监督法》规定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得适用于监察机关，亦即各级人大常委会运用《监察法》规定的监督方式之时，得适用《监督法》规定的具体程序。曾有论者指出，当前我国各级人大有95%以上的人大代表为兼职代表。

其二，监察机关在监督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时，亦须注重《宪法》和法律对人大代表的特殊保障。《监察法》第4条第2款重申了该原则，并将其视为监察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由此可知，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在宪法上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三层涵义：其一，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高于监察机关。同样地，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亦需由各级人大常委会来实施。

因此，如何在此类地区产生和设置监察机关便成问题。一、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 (一)民主集中制：产生、负责及监督 民主集中制乃是普遍适用于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原则，且有着颇为丰富的指向和内涵。再如国家机关预期的功能，如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其核心功能和任务。由此可见，现行《宪法》和《监察法》当中的执法部门指的主要是行政机关中的执法部门。

四、上级监察机关与下级监察机关的关系 (一)宪法上国家机关的领导体制 以上主要是以国家机关横向间的关系为视角，讨论我国宪法上监察机关的定位及监察权的性质。这其实也是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需要。

检察机关必须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对此甚至有论者认为，需要建构出宪法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皆高于监察机关的审判机关。

此项原则的核心内容有三：一是在人民与权力机关的关系上，遵循由人民选举产生并监督权力机关的原则。监察机关缘何采用领导与被领导的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决定的，即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而各级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如此一来，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根据《监督法》监督监察机关便成殊值探讨的问题，即《监察法》规定的监督方式是否适用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监察机关的监督？该问题的探讨又可引申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监察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监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是否可适应《监督法》规定的监督程序？二是《监察法》未规定，但在《监督法》当中有规定的监督方式，各级人大常委会是否可将其运用于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对于以上问题，理论上其实已有所谈论：如有论者认为《监察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监督方式，便可适应《监督法》的相应规定。正是基于此种考量，《宪法修正案》第37条增加了监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规定。《监察法》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听取本级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询问或质询的监督方式。(三)监察机关如何监督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曾有关于监察机关可否监督人大代表问题的讨论：有论者以国家机关自律权等为根据，认为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违法违纪行为，应当由其所在国家机关追究相应的责任，而不宜由监察委员会追究责任。

但不可否认的是，此般讨论其实并未能客观全面地揭示监察机关和监察权的全貌。有鉴于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才基于监察权独立行使的改革理念，将监察权从行政权当中剥离出来。

当然，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的，自五四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来，该原则在宪法上的涵义其实是自始变化和发展的，特别是八二宪法对该原则的内容予以具体化。还有论者认为虽然监察机关可对人大代表进行监察，但应建立一定的防范和隔离措施，防止监察机关通过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形成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质监督。

《监察法》当中虽有规定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与质询等监督方式，但却未规定这些监督方式如何在实践中运作。而监察机关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亦表现出监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